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启创新发展新时代、强党强国新时代、文化复兴新时代、和谐共富新时代、美丽中国新时代，已成为新时代的新追求。

问题在于，法律制度改革能否等同于法治类型创新？事实上，这些制度大多数在许多国家已实施多年，又如何期待包容性法治能够说明并回应当前的实践挑战、治理改革和法治实践？2.什么意义上的社会？社会一词含义众多，亦须做出充分说明论证，否则容易导致该范畴在社会层面上的泛化。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12)，从三者关系的角度对法治做了系统完备的阐述，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治范畴得以充实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与此同时，科技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集中化趋势加剧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国家权力不得不主动介入以保障基本权利和维系社会公平。与此不同的是，本文的解析建立在社会之于法治的构成性意义的基础之上，法治社会因而蕴含着对社会应有状况的规范性要求，由此说明了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独立的法治范畴。前者是指国家无须与社会集团进行协商谈判便可直接行动。三、作为一般性理论命题的法治社会前文已证明法治社会不仅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61)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78页，译林出版社，2002。其次，个人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社会的支持。因此，未来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蹄疾步稳：蹄疾是就这一任务的紧迫感而言的，中国法学者应当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态度投入到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之中。

因为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引领性、支撑性作用，全面依法治国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价值。但从性别这一分类标准而言，也应符合没有交叉和穷尽全集的要求。 雷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和道路的不自信，在前提上隐含地预设了西方学说的普遍性和中国理论的例外性，预设了西方法学的扩张性姿态和中国法学的防御性姿态。

任何国家的法治实践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学研究都是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母体中展开的。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并不只是围绕科技领域展开法学研究这一意义的领域法学（无论称其为数据法学计算法学，还是数字法学），而是涉及所有法学分支领域对于新科技挑战的回应。

轨道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概念，本指车辆通行的轨迹和道路，后引申为遵循法度。1954年《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为统领，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了人民民主法律化制度化。法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交流互鉴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四、任务：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法学基本范畴新时代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因此，至少在这类社会关系中，既有的法律行为概念面临解体之虞：法律行为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程式化的宣告，是根据（外在）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一些理论主张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用它们来对世界各国的类似概念都进行格式化，那就荒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例如法治这个范畴本身。为此，尤其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实践进行全面梳理。

它所带来的空前变革，并不是现有生产方式、生活样态的简单拓展和延伸，在很大意义上则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替代为此，既要为中国法学者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学理上的积淀、提炼、归纳和创新，也要为其留下足够的空间进行选择、比较和试错。

实现阶段则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实际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如，当时有学者独创性地在一种动态过程中来把握法律关系，将法的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法的创制阶段、实施阶段和实现阶段。20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被中国全盘照搬，苏联式的法律关系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法学概念和术语经由日本（通过日译汉字）输入中国，形塑了近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图景。由此，从体制转换时的法统，到后来制度建成时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概念成为统领整个中国法学的基石性范畴。因此，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不是对传统的守旧复古式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所进行的面向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立足于当下需求进行理性规划，也需要汲取本民族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思想要素。中国近代历史及其法治现代化进程尽管跌宕起伏，但是大体上延续了这种近代法律科学的传统，也继受了这套概念和范畴（主要通过日本）。

从法学学术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很显然，人工智能不具有物质意义上的人类心灵。

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对于新时代中国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而言，可以采取这样一种与西方法学不同的建构思路，即构筑以法与法治为核心的二元范畴体系。

任何结构理论都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素的划分问题，二是要素间的关系或联结方式问题。相比于器物和制度层面，位居思想层面的法治文明一方面更加容易传播——因为它不像制度和器物那样受到许多地方性知识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更加难于扎根——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是强大的，而思维模式的变更相比器物和制度更加困难。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方面，我们与西方法学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提炼对世界法学有普遍影响的原创性概念、范畴的能力不足。但在这一大任务之下，具体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如果说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是为了兴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奋斗是为了富国，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则是为了强国。

例如法治这个范畴本身。所以，法治关系论与法治发展论必须成为法治范畴论的内在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创制阶段在法律上对社会关系作出规定，确认抽象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

相反，法理学则提供关于法（the law）和法学的一般概念、原理和方法，是超越特定国家具体法（a law）的普遍性研究，在性质上与哲学相同，是不分国界的。在法学国际交往，甚至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一套新的法学基本范畴或主张既有法学基本范畴的新内涵来形塑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增强这种话语体系的认同度和吸引力。

据此，法治现代化的说法就可以成立，因为它指的不过是从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这个改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下的中国已然进入新时代。不可否认，现代法学的基本范式是由西方，尤其是近代西方所逐步形成的法律科学（legalscience）的传统所提供的。在建构中国新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时，不能将某一种观点当作某个基本范畴的唯一理解。

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这些概念的内部融洽度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新时代重构民主这一基本范畴时就要从根本上铲除这种思想意识，还原一个独立的、具有主体性的人和平等的、权利受保障的民，由此吸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这些新内涵。

这种新观念不见得会动摇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但却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作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新形态新阶段，其鲜明特质是数字科技与法治体系的深度融合。与此相应，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等范畴成为新的统领性范畴。

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比如，人可以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成年人不可能是未成年人，反之亦然。